以赛亚.柏林把作家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类，这个著名创见，可能源自于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话，“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狐狸狡猾世所皆知，但刺猬能有什么大知，我确实疑惑不解，因为从未听闻“这个人智慧如刺猬”，或形容“如刺猬一样智慧”，那么刺猬有一大知的结论从何而来？让人莫名其妙。而且两相比较，我也觉得逻辑不通：若说智慧，乌龟岂不是比刺猬更有智慧，但为何是狐狸与刺猬比较，而不是乌龟与狐狸对照呢？若说是形容作家特征，乌龟何尝不比刺猬更为恰当？更何况千人千面，区区两只动物，又何以能概括诸多风格迥异的作家？但柏林如此论说，且还流传甚广，和者甚众，那么也相当于约定俗成，但我总觉得不太合理，我想作为思想家的柏林倘若在世，是不会介怀这么一小点点的质疑。
毫无疑问，董启章的《狐狸读书》与《刺猬读书》承袭于柏林的说法，把内容分为两类，所谓狐狸读书是“狐狸跳脫不定，心思甚多，又和神仙*怪有關，於是作者把輕鬆漫談東西洋文學，和有關奇幻題材的文章放在第一冊；”而刺猬读书即“刺蝟一心一意，固執專注，沉潛內斂，第二冊則收錄思辨性較強、理論較多的文章。”
说来惭愧，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