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有制度改革
阿西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提要 上海要建成一个不仅仅只以占有市场份额大小为目标、而是要有切实话语权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对相应的制度进行“小岗村”式的改革。昨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海2009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发言说，“建设金融中心须修改各项规则”。他指出，我们的规则里面首先是法律体系方面，应该不断地健全，不断地改进，如果有个别不适用于金融中心发展的法律，应该考虑有没有局部变通的可能性。所有关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问题是怎么修改？谁来修改？为谁修改？最直接的问题甚至还很尖锐，法律法规体系中哪些东西已经到了不修改，金融中心的建设就无法进行——即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迫在眉睫的制度障碍和制度缺失是什么？这么一问，也许健全、改进和局部变通这些渐进的路子对目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来说，还未必足够，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中国改革30年，虽以渐进的方式闻名全球。但回顾从前，其实每一小步，都异常艰难。虽然不像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是在硝烟弥漫中打出来的，但跌宕起伏，摸石头过河也是前无古人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中国发展至今最为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不是简单地要让上海重温上世纪华洋杂处，远东中心的旧梦，而是一个已经自主面对世界开放30年的新中国，如何在未来10年巩固地位的同时，并把自己从加入世界体系后来者的形象，改天换地变成领导者之一的形象。也就是说，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意味着中国经济战略性的结构变化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要大幅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意味上海金融中心的市场份额，在世界举足轻重；也要有对世界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它包括各种游戏规则的制定。比如各类资产价格的定价机制、世界货币体系及其机构设立和机制运行等。但这些决定金融游戏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并不是完全和市场数量份额有正相关。金融市场的份额和金融话语权并不一致，我们身上这样的矛盾并不少:我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拥有者，但对美国国债的发行有什么影响力？我们上市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值名列全球银行三甲，世界银行体系的格局改变是改变了一些，但改变了多少，又是怎么改变的？这其中，我们有多大分量？其实我们也知道，还远远进不了三甲。就不要说我们是石油第二大进口国，对石油价格几乎无影响了。即使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这个不怎么好卖的东西，我们处处被动。一句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当然要修改各种规则，但无论怎么修改，其修改的目的都要记住这个金融中心不只是市场的庞大，而是要有自主性、主导权。这不是广迎四海宾客开个PARTY就可以的，而是要在金融领域有话语权，金融秩序要说中国话。否则，国际金融中心就要改个名字叫:国际金融中心市场。即便在这个市场有着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上市，其最终效果和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样，不过还是初级产品的交易，是中国在输出劳务，好一点换来了他国货币，难受一点是要看他人脸色来定价。所有商业中心肯定都是巨大的市场，但最大的市场却未必天然是金融中心。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不这么想，任何健全、改进和局部变通，都还是亦步亦趋。也许会有巨大的市场，但肯定没有国际金融中心。当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制度的障碍和缺失很多，也许是一系列的。但首先浮出来的问题，应该是围绕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这个定位首先需要我们明确的中心是什么？是中心市场份额优先，还是以市场为目标建设相关的制度优先？若是前者的话，则健全、改进和局部变通不失为上上之策。因为上海的市场本来就很大了。不算其他交易项目，仅仅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市值已排在纽约、纳斯达克、东京之后，为全球第四。但20年不到的中国股市，一个身体很大、脑子很幼稚的A股市场，怎么跟伦敦比？就是和自己的同胞兄弟香港比，都很难成为股权类资产的定价市场，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所以无论怎么艰难，也要以后者:制度优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否则大而不当，就是我们的宿命。但若要以此为目标，也许我们会面临一场制度革命。但这场革命之必须，就如同改革之初凤阳小岗村土地承包协议上的红手印一样必要，是鲜明而迫切的，这关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否真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