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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的巨人传,讽刺了法国教会和封建制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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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拉伯雷的《巨人传》,这一对法国教会和封建制度讽刺得这样辛辣的作品,何以在天主教会屡次禁止出版之下还能够办到一年中就再版五次之多的销售量,而且还特别得到国王的庇护呢?当然主要是由于他书中的进步思想,但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艺术独创性。由于作者从创作方法到语言的使用,情节的处理都使用了一套特殊的艺术手腕,能够高度地表现他的思想内容,能够大量的吸引读者,因此他终于达到了他战斗的目的。

《巨人传》的艺术独创性

首先,从创作方法上谈,作者采取的创作方法是比较独特的。一般评论家都认为拉伯雷的《巨人传》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他活生生地反映出他所属的那一个时代,而且并不是反映某一个阶级、某一个角落的生活,而是反映了整个社会:从国王、大臣、议员、法官、教皇、主教、贵妇人、神学家、哲学家、文人学士、卖赎罪券者、流氓、乞丐、流浪汉,以及其他各类劳动人民的形象,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战争生活、和平生活、修院、法庭、商业、航海、手工业、骑射、娱乐、宴会等等生活画面也是无所不有的。

甚至植物界的奇花异草,动物界的畜牲爬虫也俱搜并罗加以描写。这难道说不是当时法国现实社会的广泛的反映吗?而且作者在描写一些事物时往往能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如他描写死记硬背的诡辩派的教育方式把孩子教成书呆子;

法国司法界的无能和贪污,皂白不分,屠杀人民;贵族们捧毕可肖,要他进攻邻国,扩张领土,以便他们取得功名,因此为了小事而酿成战争;要还大钟的神学家的愚蠢和贪婪,不都是照事物的本质反映出来的么?作者的描绘虽然是用比较粗犷的线条,但是却写出了令人信服的典型形象。比如他描绘卡冈都亚的童年生活一段就是既表现了一般孩子的共性,又表现了这个国王的孩子的个性的。

“他和本地一般的小孩过着同样的日子,即是说,喝、吃、睡;吃、喝、睡;睡、喝、吃。他到处泥洼里打滚,在鼻子上抹灰,在脸孔上画花,把鞋底弄穿。成日家捉苍蝇,赶蝴蝶一一他父亲本是蝴蝶国的驸马。在鞋子上撒尿,裤裆里拉屎,用袖子擦鼻涕,让鼻涕掉在汤盆里,用鞋子盛水喝,在篮子肚上蹭痒,用木靴子磨牙,在菜汤里洗手,用酒壶梳头。”这不是非常生动出色的一个小调皮的儿童形象么?

假如说这只是一般调皮孩子所共有的性格的话,那么在关于卡冈都亚的木马一段里,作者却深刻地表现了这位小巨人王子的个性了。他爱马,除了家里人给他做的好看的木马而外。“他又自己用撬车制成一匹打猎时骑的马,用榨油器上的木杠制成一匹日常骑的马,用大橡树制成一匹房里骑的驴子,连同辔鞍,一并俱全。

另外还有十一、二匹替换的马,和七匹赶驿的马。这一切他都让它们睡在自己身旁。”在一次官老爷们来拜会他父亲时,一位总管和粮秣官找不着拴马的地方,问到这位小王子,他便把他们引到自己房里去,把他放木马的地方指给他们,并且很慷慨地要送他们几匹马。“随手拿起一根大木杠,放在他们手里说:“这匹卷毛兔,我送给你们;这是我从法朗克福买来的,牵去吧。这是一匹不怕疲劳的好马。配上一只。苍鹰,五六只长毛猎犬,两只逐兔猎犬,今年一冬,鹌鹑和野兔还不全是你们的?”

作者这样细节地、生动地表现了这一天真而慷慨的理想国的小王子的个性,这就不是一般孩子可能有的共性了。作者巧妙地把共性和个性结合在卡冈都亚童年的性格里,塑造出了一个非常新鲜朗爽、生龙活虎般一个可爱的、令人信服的、慷慨的小王子的典型形象,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作者是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

但是,只是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来判断拉伯雷的《巨人传》是远远不够的。当你读到另一些部分的描写时,你就会这样想。这位王子是从他母亲嘉格美尔的耳朵里生出来的,他一生下来就喊“喝呀、喝呀、喝呀!”

念书时他身边常常带一只墨盒,重七千多刚旦(每刚旦合一百磅)。在巴黎游学时他把圣母堂的大钟摘来做他的马颈铃。和毕可肖打仗时把小鹰炮弹当做苍蝇。在一次食生菜时把藏在大莴苣里的六个香客都放进嘴里,因他们弄痛了他的牙齿,又用牙签把他们挑出来。这种奇特的漫画式夸张,难道还能用现实主义来解释吗?显然若不用高度的幻想力来揣摩是想象不出来的。只有希腊神话和民间的幻想故事中才有这样艺术的夸张。显然拉伯雷的反映现实和薄伽丘反映现实的方法有很大不同。

薄伽丘是完全按照生活现象怎样存在于现实中,就怎样再现它们;而拉伯雷则通过一面幻想的镜子,用漫画的笔触把事物曲折地反映出来。这一面幻想的镜子可以说有三种作用:第一是哈哈镜的作用,因为他所写的尽是“滑稽突梯,荒唐不经”的形象,首先引起读者大笑。作者的主张是“与其写泪,还是写笑的好,因为笑是人类的特性”。

其实作者为了他所暴露攻击的面很宽也很深,寓庄于谐,正是他避免正面冲突,争取读者兴趣的苦心的表现。第二,这一面幻想的镜子也起着放大镜的作用。作者使用了特大的夸张手法,把原形放大几十倍或几百倍几千倍,这样,人物形象就毛发尽见,因此媸者愈媸,妍者愈妍,轮廓更清楚,性格更突出。第三,这一面幻想之镜还有一个照妖镜的作用。通过他这一照妖镜反映出来,牛鬼蛇神,无不原形毕露。法官就现形为穿皮袍的猫王;好侵略的世界主义野心家,就现形为毕可肖、安那其。道貌岸然的神学家,就现形为满口拉丁文、三段论法,愚蠢而贪鄙的捷诺杜斯大师。

这样对于现实的本质的揭露不是更模糊而是更清楚,更透辟了。特别是他的德廉美修道院一套制度,更是在批判现实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想或空想。通过特别强烈的艺术夸张来再现现实追求理想。这就不是单一的现实主义所包括得了的。最恰当的还是用毛泽东同志的两结合的方法来解释,才是实事求是。

那就是说,拉伯雷采用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他的浪漫主义决不是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式的或梦游式的浪漫主义,而是直接得之于希腊神话和史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常常是可以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高尔基也曾说过,优秀的艺术家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拉伯雷就是这样的优秀的艺术家之一。

在语言的运用上面,作者是有很大的独创性的,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特例。他的极其丰富的词汇,新鲜活泼的口语,特别是数不清的排偶词句,使他的语言特别有力,发前人所未发。他有的排偶词句并不是机械的堆砌而是步步加紧,层层加深的,如象约翰修士骂猫王说“魔鬼,魔鬼王,魔鬼头,魔鬼长。”

有时这种排偶句用来表现复杂错综的景象的,如在毕可肖的兵队抢劫修院,约翰用十字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时,作者写道:“有的打破了脑袋,有的打断四肢,有的打脱脖颈下的脊骨,有的打坏了腰,打塌了鼻子,打瞎了眼睛,打裂了下颚,打落了牙齿,打脱了肩胛,打伤了大腿,打脱了后胯,打断了胳膊。”这些排句把那种侵略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情况反映得非常生动,使我们好象亲眼看见一般。

另一个语言运用的特点是,作者极其喜用粗鲁、庸俗的脏话、秽语,无穷无尽的疯话来掩饰他对统治阶级的猛烈攻击,这样使用语言的方式本身就是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禁欲主义的教士们的一个大大的讽刺。但是正如作者所比喻,盖子上画着怪诞不经的形象的药匣子,里面却收藏着上好的药料。

读他的书必须“仔细咀嚼、赏玩、钻研”,象狗啃骨头一样,“咬开它的骨头,吸吮里面富于营养的精髓”。因为在那些疯言秽语的掩盖下,作者却揭示出当时法国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真相哩。

在运用粗鲁口语之外,作者又喜掉书袋,显示万能学者的才能。书中充满着各种学术方面的术语、典故、行话、秘文。在第二部《庞大固埃传》中,就在庞大固埃与巴汝智相遇一章中,作者就使用了十三种语言(据说有三种是作者杜撰的)。

这样他使他的小说非常不易彻底读懂。这一个特点对于他宣扬他的思想是不利的。不能不说是发挥他作品的人民性、大众化的一个障碍。这是他作为资产阶级学者所造成的局限。

从小说的结构情节方面谈,由于写的是鸟托邦是幻想的社会,因此作者布置结构情节非常自由。作者可以极其自由地反映批评各方面的生活,时而乌托邦,时而巴黎,时而海上,时而阴间。他的情节极为离奇,多种多样,无奇不有。

第一部里卡冈都亚的离奇的诞生,他游学时把圣母院的钟摘来做马铃,用大树及马溺打败侵略的敌人。第二部里庞大固埃诞生时的更为离奇的情节,庞大固埃在巴黎游学时判案的奇迹,他的朋友巴汝智用手势和英国哲学家所开的辩论会,庞大固埃用渴药之计消灭了来侵略的敌人的奇景,巴汝智用酒和针缝术将断了头的埃比特蒙医活等等,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新奇情节。作者也有时采用别的前辈作家写过的情节,但他写出来却大大与别人不同。

比如游地狱是好些诗人喜用的情节,最早出现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情节简单而模糊;后来维吉尔的《埃涅依德》中也采用了,写得比荷马的具体一些,到了但丁,他简直把游地狱作为他的主要内容,而且写得非常细致,阴森可怖,写作的态度非常严肃。拉伯雷不甘落后,他也在他第二部中描写了埃比特蒙死时游地狱的情节。

但是他却和前辈几个诗人大大不同。他们都是严肃地对待地狱的情景,而拉伯雷却完全以谐谑出之,一反他的先辈所为。埃比特蒙复活了时告诉巴汝智等说地狱是个很好要的地方,他在那里看见魔鬼鲁西弗,和他很熟。

在那里他也遇见一些古人,可是和但丁在地狱里所见完全不同。他所见的埃涅亚斯是个挨磨的,阿喀琉斯在捆草把,攸利西斯(即俄底修斯)是个刈草的,赫克托尔是洗盘子的,帕里斯是穷叫化子,伊阿宋是做手饰的,荷马诗中倾国倾城的海伦,在拉伯雷所描写的地狱中却变成了一个为丫头们代卖旧货的女小商贩,而迦太基女王狄杜变成了卖菌子的。在拉伯雷的地狱里,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帝王卿相贵族阶级的英雄美人都过着穷苦生活,而在世上受穷苦的哲学家、学术家们则穿得很阔绰,过着富裕生活。

这可以说作者对贵族统治者们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了。他的情节的特殊,都是服务于他的反因袭、反权威的思想的。

在结构方面《巨人传》却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太松散,放任自流,没有一套完整的、互相衔接的有机的结构。作者有些信口开河,想到那里说到那里的态度。而且作者常常出来插科打浑,很有阿里斯托芬的古喜剧的风格。

几部中也还有些不必要的重复。如第一部与第二部,巨人国王父子的遭遇基本上差不多,都有离奇的诞生,都游学巴黎,都回家去反侵略战争。虽然细节不同,但结构基本上差不多。后三部的访问神壶,也非常松散。谈不上什么好的结构。

拉伯雷的《巨人传》虽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还不免有一些小小的缺点和局限,但比起他对当时“文艺复兴”运动和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来,那只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作者用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辛辣讽刺的笔调,滑稽谐谑的语言,反映了法国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坚决站在新兴资产阶级,在某些问题上甚至站在穷苦人民的立场,对统治阶级口诛笔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把法国的“文艺复兴”的革新运动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同时在法国文学史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在法国已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形象。《巨人传》不但在法国四百年来一直是销行最广的小说之一,而且一直被推崇为世界名著之一,被译成各种文字行销海外。特别是它在讽刺文学中继承了阿里斯托芬的传统,而尖刻滑稽还有甚于阿氏的地方。它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高尔基认为拉伯雷应列于世界伟大作家行列,说他是“善于而且敢于表现暴露那些无耻的、丑恶的生活方式的作家。”又说:“他无可非难地,正确地而且严厉地指责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别林斯基论到拉伯雷时说:“他的作品是和整个历史时代的内容和意义紧密地联系着的。”拉伯雷不但在他自己的时代起进步的作用,他的《巨人传》中所宣扬的一些思想如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生活,严斥战争贩子等思想,甚至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今天,仍然能起到宣传教育作用。

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对这种反侵略战争的和平民主的作家们,无论他生在什么时代都是非常崇敬与爱好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人物形象仍然光辉灿烂地活在我们的心中,鼓舞着我们反对今天的好战份子,满手血腥的帝国主义者们。特别是拉伯雷的不屈于权威,敢于和反动势力斗争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是值得赞扬的。

七星诗社的改革运动

假如说拉伯雷是十六世纪前半期法国“文艺复兴”运动高潮时期急进民主派的人道主义者们的代表,用他的小说作为武器进行了广泛的反教会反封建的斗争的话,那么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可以说是十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运动余波时期的温和派贵族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们的代表,在诗歌和戏剧方面,进行了发扬民族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

虽然他们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偏重于民族的觉醒,爱祖国爱民族反中世纪的拉丁化这一方面,在政治思想的影响上远不及拉伯雷的重大,但他们在法国的诗歌和戏剧的改革上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法国已经形成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共同体法兰西民族国家。

但国内的文学语言的情况,却远远落后于历史发展。许多作家和学术家,仍然依照惯例,凡是比较高深、重要的东西,都用拉丁文来写,舍弃本国典丽的活文字,而向死灰里面发掘上古文学的余烬。好些人道主义学者很不以为然,出而反对这种风气,因此掀起了一个文学上的革新运动。这一运动首先是由七星诗社提出的。七星诗社最初由七位诗人所组成,他们是毕尔·德·龙沙(-)、卓亚金·杜伯莱(-)、雷米·贝洛(-)、安东纳·巴依夫(-)、缔亚尔(-)、左台尔(-)、和他们老师陀拉(-)。发起这一运动的重要理论文献是卓亚金·杜伯莱所执笔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的文学宣言以及以后一些补充文件。他们认为祖国语言丰富美丽,完全可以表达深邃的思想感情,不需借用拉丁文来表达,号召作家们要为创建法兰西民族诗歌而斗争。

他们指出,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学习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学,甚至当时先进的意大利文学。他们主张假借外国的词汇和语法,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词句,不是奴隶式的模仿而是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宣言特别强调必须建立民族史诗及民族戏剧(首先是悲剧和喜剧),要在创作上同古代竞赛,同时要摧毁性地批判富廷诗歌和经验式的新拉丁主义的诗歌。

他们批判过去的一些小诗体如短歌、舞曲和帝王之歌等不能表达伟大崇高的情绪,主张采用大诗体:希腊罗马的史诗、悲剧、喜剧、颂歌、讽刺诗、诗简和意大利十四行体等。

格律方面,他们推崇亚历山大十二音体,认为可以与希腊罗马的英雄体相媲美,可以表达崇高的思想感情。他们认为诗人负有崇高的民族使命,负有教育人民和改良风尚的职责,诗人的任务是神圣的。他们的志愿是宏大的,他们的理论是响亮的,他们以后也作了许多努力,也获得了一些成功。他们的领导人物龙沙在抒情诗的革新方面是有贡献的。他在六、七十年代发表了好些宏丽的英雄的民族颂歌和赞歌。

杜伯莱也出版了他的《橄榄集》、《罗马怀古集》等,以十四行诗著名。但对于伟大的史诗的努力,则始终没有成功。龙沙计划写一部史诗《法兰西雅德》,在年发表了四章,但以后一直没有继续完成。马克思就曾经说过:“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这是一条真理,一条艺术的规律,是不能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有荷马时代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史诗,中世纪是从头开始的,所以也可能出现英雄史诗。其他时代的史诗,都不过是模仿品而已。七星诗人们不懂这个道理,自然是会失败的。另外,在戏剧改革方面左台尔是有成就的。他摒弃了中世纪那些神秘剧、奇迹剧等短小的形式而努力仿照古代悲剧写作出了他的五幕悲剧《被俘的克雷奥巴特》,演出时获得很大成功。

但是,这是一种充满着冗长的独白和豪言壮语的悲剧,形式上崇高,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冲突,性格的刻划是很不够的。七星诗社诗人们在提倡民族语言方面是有功绩的,但由于他们的贵族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他们忽视文学的人民的源泉,一味讲求形式,追求大诗体,因此他们的作品的人民性是缺乏的。

结语

可是,由于当时绝对王权主义的发展,这种在文学上追求贵族主义的倾向,正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不但没有减弱,以后还更加发展了。这种潮流到了十七世纪就形成了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高潮。推其根源不能不说七星诗社的理论起了奠基作用。因此,七星诗社同时表现了法国“文艺复兴”的末流和古典主义的源头,在文学史上是两个时代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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